然而，任何政策都有其两面性，军衔制实施后，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最终，毛主席决定取消这一制度。首先，改变的背景是中苏关系的逐渐恶化。最初，中国采纳苏联的军衔制，是为了增强两国之间的情感联系，但随着“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等事件的发生，双方关系变得微妙，甚至出现公开批评的情况。在这样的背景下，继续保持对苏联的军事制度影响显得不再合适。其次，军衔制度的设计不够完善。1955年的军衔评定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制定的，但后续的晋升没有清晰的规划，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军官的军衔与其实际职务不匹配。此外，军衔系统与其他制度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军官的职务、军衔与级别相互独立又紧密相连，调整起来非常繁琐。
此外，军衔制也带来了官兵待遇差异的过大问题，许多将领对于军衔表示不满。1958年，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就曾表达自己对肩章的不喜，会议上其他与会人员也提出了取消军衔制的建议。毛主席也意识到，军队高级干部的工资与普通干部的差距过大，违背了革命的初衷，于是在1964年提出了对高级军官减薪的指示。1976年，贺龙和罗瑞卿曾在向毛主席汇报时提到是否应该取消军衔。毛主席立刻回答：“取消，搞掉那块牌牌！我早就想要搞掉它了！”
因此，1965年军衔制度正式取消，陆、海、空三军及公安部队佩戴统一的红五星和红领章，官兵的帽徽与肩章都没有军衔标识，区分干部和战士的主要依据是衣服上的口袋数量，干部四个口袋，战士只有两个，尽管从远处看很难区分，但这种做法体现了官兵平等的原则。可是，正如之前所说，任何政策都有两面性，没有军衔的区分给实际作战带来了困扰。例如，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参战部队来自不同军区，彼此间并不熟悉，指挥系统出现混乱。战斗中，一名师长因为没有明显的军衔标识，指挥时被部队人员误解，导致行进速度缓慢，战斗秩序混乱，这在战时情况更加危险。
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1988年我国终于恢复了军衔制度。尤其是与国际间的交流日益增多，没有军衔的缺点逐渐显现。例如，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时，美国方面不知道如何为中国官员安排接待规格。类似情况发生在许多国际交流中，国外对中国军官的等级和军衔不清楚，影响了外交活动的顺利进行。为了弥补这一点，邓小平开始推动恢复军衔制度。1980年，他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这一建议，并最终在1988年恢复了军衔制度。
至于为什么恢复军衔后不再设立元帅和大将，这个问题邓小平曾做出过解释：在和平时期，军衔最高设置至上将即可，元帅和大将的军衔不再设立。这一规定基于一个前提，即和平时期的军队不再需要那些由战时贡献和卓越功勋所赋予的高级军衔。在美国，虽然四星上将是现役军人中的最高军衔，但他们也有特级上将和五星上将的存在，这些军衔仅在战时授予，且要求终身不退役。而中国的做法，则是想通过取消这些军衔，体现出那些曾经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先辈们的无可替代的地位和荣耀。
综上所述，中国的军衔制度的演变，反映了历史发展的需求，也体现了政策的灵活调整。随着时代的变化，政策的调整也使得我们的军队能更好地适应现代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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